悼念批评

　　我的中篇小说《浮出人海》在《当代》发表后，几家报刊刊出了些评论或媒介文章，而评论文字褒贬不一，似乎是热闹了。于是有朋友打电话或当面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朋友们便有些失望，说“你深沉了”。
　　我深沉了么？其实，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因为评论者们正跟我做同样的事——悼念批评。尽管我好长时间未做过批评文章，但我最早写作的就是批评文字，记得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评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题名叫《多给孩子吃硬糖》。现在有人批评我的文字了，我为什么要有意见呢？在我的意识里，真正的批评是值得悼念的。
　　何谓真正的批评呢？要我说，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去判定一种东西或一件作品，然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好的坏的，完善的或者不成熟的，乃至是一种全面否定的，反正是对事或物乃至是一个人作出是非裁决。这其间自然有三个东西要把握，客观、公正，当然还要衷恳。唯其如此，现代社会最该悼念的就是批评了，因而，见了点批评文字怎么能随意说看法呢？
　　谁都知道，批评含有两重意思，一是批判，再是评论。批判有两个步骤，一是判定，再就是批驳了，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只有智慧者才能作出判定，更要有勇气者才敢批驳，所以批判是值得嘉许的；再就是评论了，评是品味，能品味的自然是高人，一般人怎能品味？论就更不得了啦，想想看，这世间能立论者有多少？
　　由于对批评的敬畏，故尔我对批评者倍加尊重。这人世间其实再没有比批评更值得崇敬的了，批评是高师在指点迷津，即便不是高师也是义士，他们在帮人啊。仿佛开了个米线馆，生意冷淡，门可落雀，终有一天来了几个食客，吃后云：佐料不足，盐味失衡，多加绿菜更有吃头。这是多宝贵的建议？
　　以上算是我对批评的一个表态。接下来大约该谈几句《浮出人海》了，可我却一个字也谈不出来。事实上，一个作品交给读者，它已经是别人的东西，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权利。文学这东西很特别，它跟个体的人息息相关，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作品的感觉是绝不相同的。这里的不同包括知识层次、生活阅历、人生观点、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等等，而写作的人不是旷世天才，且一个作品不可能综纳百家观点，故此，一个作品会有多种评判是天经地义的。一个搞创作的人岂能去谈评论者的文字？有人读你的作品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不过，我还是想谈点作者和读者的故事。
　　我称自己为作者也许不为过分，作家却是不敢称的。在我心目中作家是神圣可敬的，起码是创造者和思想者。然而，现代社会的作家含义太复杂，从实里说，这个社会重要的不是作家，最为重要的恐怕是权和钱两种东西了。这里声明一下，我并非眼红高官，也不妒慕富有，而是要说明权和钱是出产作家的前提。君不见有权者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君不见有钱者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出了书的人不是作家又是什么呢？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作家倍出的时代，一个小县都可以产出数以百计的作家，借用一位文友的话说“作家已是寻常物，遍地诗人可自封”。作为山民之子，我缺少成为作家的两个硬前提，因此成不了作家。然而，当文学巨匠、人民作家巴金一百零一岁仙逝时，我望着电视画面流下了眼泪，不是悲伤，是为一个作家成仙而激动。
　　为巴金先生流泪暴露的是一种心迹，也就是说我的灵魂深处是想做作家的。作家没做成，心怀耿耿，所幸我的文字还有几个读者，因此也就想说点读者的故事。远的如一九八二年，我的一篇杂文刊于《云南教育》，有读者借阅时便用碳素笔在我的署名上端端正正地加上个黑框（文艺界发遗作时表示掉念），这导致我后来写过一篇《枪毙管仕斌》的文章并广招诽议；再后来，被人强加了三篇文章——《文明学校开出缨罂花》、《S校区的Y校长》、《日本鬼子进村庄》。三篇莫虚有的文章属于别人莫虚有的传播，但却都挂上我的大名，而且在几个特定区域里，我的几百篇文字没人记住，这三篇从未有过的文章却广为流传。现在想来是令人兴奋的，仿佛当了大领导有秘书代笔写报告一样，简直是乐而开怀了。只不过，当时年轻，总有点被人**的感觉。细细想来，传播者们也是复杂的，超码有两种，一是胆裂者因恐惧而造谣败坏我，再就是弱小者借钟馗打鬼罢了。如果是现在，我的心里一定非常平静，时空已经让我成熟。比如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读了我的中篇《天下公德》，心怀善意跑到家里进忠言说，写那些东西有啥意思？帮我们写两篇新闻多好啊。我唯唯以应，我知道写新闻有三倍五倍的奖金，而钱是可买饼干给孩子吃的，只是我没时间，一直没写。这是对批评者不礼貌的佐证，自然还有更厉害的。一如在某次餐桌上，有人提及我的几个作品，一位高级语文教师云：他的东西叫作品？《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屑一顾。我当场表示认可，并替高级教师作了注脚：抓大粪的农夫只重视粪便，因为农夫眼里的粪便比《红楼梦》重要，开药铺的医生会顾及《红楼梦》，撕下来可当废纸包药；高级语文教师是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高级了，问题是他都教学生些什么呢？
　　写了这么多，似乎是对批评有意见了，其实，我是为读者绚烂多彩的想象而兴奋，甚至是赞美另一种创造力。比如武汉一读者读完我的《爱到深渊》就断定我离过婚，老怀念旧情人，宣威几个读者硬说小说中的化石是我最初的媳妇，是某乡某村的某某，可惜我从根到底也就一个老婆；有朋友还说《浮出人海》中的河是泥珠河，遗憾的是我没去过那里；山东菏泽的曹先生来信说我没当过和尚就是俗家弟子，要跟我讨论佛；郑州一名叫郑刚的中学生信中说我坐过监狱；至于湖北一位大学女教师坚决认定我是单身男人；广州一位朋友说我肯定在殡仪馆工作过，否则写不出《温暖的地方》……这其实是将曹雪芹当了贾宝玉，鲁迅当了阿Q。别误会，我不敢自比曹雪芹、鲁迅，而是说小说主人翁不是作者，小说不是自传，也不是记实文学。文学作品是似是而非的，唯一可作的解释就是我对生活尚且忠诚，为文也还忠诚。《章回小说》原副主编李咏红女士在电话中说：做人跟做小说不一样，做人要左顾右盼，留有余地；做小说要忠诚，要推向极致。
　　极致是什么呢？象。象人象生活，象你象我象他。象是似是而非的，一如国粹《易经》的“象曰”没人深透，自然我也不能深透，《易经》中的“象”可以是日月星辰山石田土，也可以是少男少女白头老翁，这全是人的判断；因此我不会为赞美发烧，亦不会因批评烦恼。其实，一个原生态的猪尿脬，揉两下，吹一吹它就浮肿了，也确实好看一些，但胀过分了定要炸成粉沫；至于“矮人看戏”，大抵也不必计较，农民伯伯说“小儿不知天命”，记他几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