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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接近100%的今天,教育公平更多地体现在了“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普及上,人民群众的教育利益诉求从“有书读”转向到“读好书”,这是一种由“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转向的范式转换,无疑会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挑战。“就近入学”制度尽管保障了“人人有书读”,但同时也将个体先赋性因素与外在学校分层结构紧密地结构性捆绑在了一起,这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悬殊的当下,无疑使“人人读好书”的梦想被隔离了起来。
义务教育的核心是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如果“就近入学”意味着教育的机会公平,那么这种机会平等无疑需要进一步向纵深的质量公平发展,进一步凸显“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从而确保义务教育的当事人在等级层化了的中小学布局体系内就学与先赋性因素无关,从而防止因为教育资源本身的配置不均衡导致处于底层空间的孩子只能接受弱质教育而注定无法逃脱底层再生产的命运。在这种貌似公平的“就近入学”政策背后事实上隐藏了结构性的底层复制逻辑:一方面,大多数底层家庭无力通过个人实现教育选择,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但这些被结构性配置的教育资源却因为各方面的弱质而注定无法使底层孩子与其他社会阶层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竞争轨道上一决高下,他们注定是被教育筛选分流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底层家庭采取了个体化抗争的行动策略,但这种个体化抗争行动策略的背后导因是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寡,如果家庭内部不重视教育、没有可以支撑的经济收入、没有必要的社会关系,底层家庭也只能在“就近入学”的温婉机会公平政策下眼睁睁地看着可被预见的底层循环。
这些是否该引起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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