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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trong 于 2016-3-29 11:32 编辑
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登美国出版的《习近平时代》绪论(一)。现把文中评价毛泽东及毛时代的部分内容复制在这里。
毛泽东时代
晚年的毛泽东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实际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比这两件事丰富得多,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更有价值。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极少数领袖和哲人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对于毛泽东开创的建国大业和他的思想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否定,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予以否定。
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对于开国的政治领袖来说,这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难题。
《贞观政要》记载,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究竟是创业艰难还是守业困难?”唐太宗向群臣咨询。
“当然是创业艰难,因为缔造国家需要流血、战争和残酷的厮杀,经常面临着生死考验。”众多大臣不假思索地回答。
但大臣魏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开国创业当然艰难,但那种生死考验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而且当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反而不容易犯错误。而守业就不同,它必然是漫长的枯燥的,更可怕的是时刻面临着腐化堕落的考验,领导者很容易在歌舞升平中丧失意志力,最后在意志消沉和政治腐败中丧失政权。
唐太宗表示很认可魏征的判断。
一生熟读历史著作的毛泽东对此段历史论辩自然谙熟于胸。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庞大而统一的政权开始运转,新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国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结成了同盟,但谁都知道,这种实力不对等的结盟是不稳固的。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退守到了台湾,美国与台湾地区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使蒋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陆。美国在远东朝鲜战场失利后,将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打造成了一条新月形的遏制锁链。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对前任进行反攻倒算,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苏联成为新中国北边的巨大威胁。苏联和英联邦的成员印度打得火热起来,印度迅疾成为中国在西南部的主要挑战者。看似“四面楚歌”,但毛泽东的内心中,对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国际包围遏制圈倒不是很畏惧,他在诗中自比傲雪的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心腹大患,是魏征指出的政治家意志懈怠,进而言之,是政治家整体性的被腐朽生活方式腐蚀,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红色政权进行改旗易帜,使无产阶级丧失在政治上的绝对主导权。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睡在身边”,也为了挖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赫鲁晓夫”,保持红色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毛泽东毅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这里,毛泽东目的是抱着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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