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1290
- 积分
- 2298
- 威望
- 分
- 激情
- 分
- 居民币
- ¥
- 主题
- 回帖
- 0
- 记录
- 日志
- 相册
- 好友
- 注册时间
- 2010-11-14
- 最后登录
- 1970-1-1
- 在线时间
- 小时
|
提醒:1. 同一主题,严禁重复发布!违规“删或禁”!2. 信息均由网友发布,请自辨真伪!
文:唐河岸边
1973年元月,在唐河十一中(桐寨铺)上了两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家乡务农。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大中专院校虽然也在少量招生,但是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录取,而是从经过生产第一线锻炼、经大队(即现在的村委)贫下中农推荐才能够上学的,如果没有突出的政绩表现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上大学的事想都不敢想。我们公社就有一位初中毕业生因当了本庄三类队(比较差的生产队)队长,扭转了该队的落后面貌,在全公社很有名气而被推荐上了大学。也有的同学是家里有在县里、公社或大队当干部者,可以利用关系,弄个上学指标。像我这种虽然当时在学校学习不错,而没有背景门道的学生,只有安安生生趴在家里劳动的份了,没有任何上学或招工的奢望。
那年过罢春节,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李明选,是比我早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被抽到大队学校当了集体教师,队里就没有了记工分的人了。一天,队长李贵亭(按族情我喊大哥)找到我说:“中群,队里现在没人记分,你也毕业回来了,当记工员吧,咱队里仨高中生,喜才(和我同班)年内当兵走了,明选教学了,就只有你了”。我说:“大哥,有啥具体要求吗?”队长笑着说:“好弄哩很,你一个高中生干这事绰绰有余,只用每天晚上到牛屋院把每个劳动力的出勤的工分记记就行了。等会儿到你长群哥(本家近族我叫大哥,任生产队会计)家里找个记工本,今天就开始。”我说:“那好吧!”随后队长大哥又鼓励说:“ 不要有啥顾虑,熟悉一段就好了”就这样我开始了两年的记工员工作。
记工员这个角色是当时时代的产物。1961年春,中共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给农村造成的危害,在农村恢复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使农村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好转,并一直延续下来。那时候是农村是大集体,社员参加队里生产劳动都记工分,平时参加生产队劳动男劳力每天记10分,其中早晨2分,上午和下午各4分;女劳力全天记8分,早晨记1.5分,上午3.5分,下午3分。而固定负责给生产队收拾牛铺的称作做杂活的,因工作量大每天记12分。喂牲口的饲养员也是每天记12分,农忙季节起早喂牛耕地另外加分。每年年终生产队会计将各户工分合计,算出全年总劳动日值(每10分一个劳动日),再按工分、人头四六比例,或“人头、工分各半”的比例分配粮食,以分配的总粮款数和总劳动日值算出全队日值平均数,决算分红时,该户总工分值高于平均数的属余粮户,要分余量款,少于平均数的属缺粮户,需要向生产队交缺粮款。所以社员们对工分都很重视,有“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的说法。
我们生产队比较大,那时就有70多户,350多人 ,男女整半劳动力130多人。生产队设有队长、会计、粮食保管、现金保管、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农代表等职,“文革”期间有一段还设有政工员,就是带领社员学“毛著”,学语录,搞“三忠于”仪式等。但是这些生产队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记工分,也没有什么补助和报酬。队长贵亭大哥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个子高大、为人正直,虽然辈分比较低,但在社员中很有威信,从1958年秋建生产队开始就一直当队长,在全大队16个生产队中我们队是搞得比较好的队之一,每年人均小麦口粮能分到120斤。每天清晨,他都会老早起来,绕队里住户走一圈喊社员们起床,然后集中到牛屋院分配完当天要干的农活以后,便带领大家到地里劳动。我们村庄比较大,共5个生产队,每到清晨,各个队长都会呼喊社员起床,有的敲钟,有的吆喝,加上黎明时分村庄里的鸡叫声和耕牛下地的铃铛声,构成了那个年代农村清晨特有的音符。和我住家邻近的第13生产队汉忠四伯队长最有特色,他吆喝的“社员们都起来上工了、都起来上工了”的响亮声音在寂静的清晨能听到大半个村子。每到此时,学生家长就会喊孩子起床:“快起来、开起来,13队老汉忠在喊社员们上工哩,学校也快敲起床铃了······”
牛屋院位于生产队的中心位置,东部、北部有两排房子,喂着队里的6犋牲口,院子的空场里有两大粪坑,粪坑南边是一个小山似的大末子堆,是每年秋冬季种罢麦有月亮的晚上、组织社员加班拉的,用于垫牛铺和生产队积肥。在东牛屋的门前,有一盘石碾,是全队社员轧红薯干、碾小谷、碾麦余的工具,今天东家使,明天西家用,总是闲不住。每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就早早的来到东牛屋,点上马灯,放到碾盘上,为社员们记工分。这时全队社员也都陆续的来到牛屋院的碾盘旁,报自己一天的出勤情况,让我记到记工簿上。有时个别的社员因家中有事,没来记工分时,当天一同参与劳动的其他社员或生产队当天负责带工干部就会出面证明其出工了 ,我也就按照本人的工分标准给他(她)记上。有些确实不知道的,第二天晚上由本人自报补记,社员们也都比较自觉,没有出现过冒充多记工分的情况。有的社员记过工分后,并未马上离开,总要留下来聊天,会说笑话的讲几个笑话,或天南海北胡乱侃一阵子,所以,记工分的那个地方也成为生产队开会、传达上级文件和政治学习的场所。
正因为工分涉及社员们的切身利益,所以记工员这个角色并不好干,要求工作必须仔细认真,透明公开,接受社员监督,每月初要把上个月各人各户的工分进行合计,用复写笔一式两份誊出来,一份粘贴在牛屋院的墙壁上,向社员们公布,另一份交生产队会计存档,以便年终汇总。社员们除了这些基本工分外,还有其他辅助工分。如:柴草烧锅做饭后的青灰,交给队里积肥,每5斤记1分;厕所的粪便倒入集体大粪坑,每15斤记1分。空闲时间捡的猪、狗、牛粪便每10斤记1分,所以社员们在上工的时候都用铁锨背个粪箩头捡粪,有的小孩和老年人每天清晨、午后专一背着粪筐在村子里转悠拾粪,我那时就没少拾粪,为的是多挣几个工分。这一类有生产队的保管员或会计专一称称记账。有些年份的夏季,为了给队里的牲口喂点青草或积高温堆肥,在农活不忙或雨后干不成活的时候,队长就号召社员们突击割青草,每10斤1分,于是全队社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沟岸上、地头边、水渠旁,凡有青草的地方,都是割草的人。每天中午和傍晚,队长、会计、保管和我,我们4人分成2组,给来交青草的社员过秤记账,不到一个星期,就割回一大垛青草,铡碎后饲养员加入麦秸中喂牛,牛吃得格外上口。
生产队的加分事项很多,还有一些是为完成队里临时性的突击任务而加工分,这些往往涉及人员不多,但又很重要。如:在秋季玉米即将成熟还没有收获的那几天,生产队都会派七八名壮劳力夜里到玉米地看管防止偷盗,因为比较辛苦,几个人需要轮流睡觉、换班巡逻,这些都是每晚加记5分;一些家里有闲劳力、能走得开的人都乐意干。但是一旦人比较忙,就是加分也不好找人,有一年深秋,队里刨了一天红薯,下午挨黑准备分时,连七八个分红薯的人也找不到,眼看刨出的红薯撂一地,要赶紧分给社员们擦晒红薯干,队长急了,大声喊道:“谁来加班分红薯?每人加5分”。这一喊不打紧,一下子跑过来20几个人,因为平时分红薯只加2分。队长选了10名壮劳力,加上队长、会计和我共13人,两个劳力抬秤,队长掌秤,会计拿账本、算盘,算出各户应分的数量,其他8位劳力往称红薯的大箩筐里捡,我则跟在后边,在称过的红薯堆上找个大红薯,用指甲刻写上户主的名字, 以便分后各户认领。由于配合得当,一个多小时就把红薯分完了,然后地里一片慌乱繁忙景象,全队男女老少忙开了······,找自家红薯堆的、担红薯的、擦红薯干的,喊人的、借箩筐、擦子的,加上小孩的哭闹喊叫声,构成了一幅热闹的乡村生活场景图。
说来好笑,我们队里还出现过一次有位社员因帮助大伙解除困境而加工分的事。1973年秋季种麦前,队里要种豌豆大麦,这是来年收获以后作为饲料喂牲口的,播种比小麦早一个节令,犁地时顺犁沟撒入底肥、和豌豆、大麦种子就行了,隔一犁种一犁,不需要用耧耩。因为没有底肥,队长托他们本家有个叫小爷的在城里联系找硝土。这位小爷解放前在唐县城一家烟厂当相公,解放后就落户城里了,我们这一辈都叫他“烟匠小爷”。不几天他就捎信回来说硝土的事已经联系好了,是他家邻居翻修老房子,几百年了,地基土壮得很,叫赶紧去车拉。那几天队里牲畜都比较忙,3犋能拉车的壮牛正在犁地,于是队长就派了7名男劳力、4名女青年和我共12人,用队里的胶轮大车去拉硝土。头天下午队长大哥给我们开会说:“这次派你们几个去城里拉硝土,几个棒劳力轮流扛头(指驾车前边的牛抬辕)她(他)们几个出稍,明早都4点半起床,队里统一管饭,吃罢饭早点走,晚上务早务晚要回来,第二天休息一天,每人记两天的工分。” 说罢又对我说:“你晚会儿到机器房(我们第16生产队本村和第12队、15队合伙开办的碾米、磨面、弹花、轧面条的加工厂)拿10斤面条,到菜园叫菜把式七叔剜把葱、薅几棵白菜,明中午你们在烟匠小爷家做饭”,后来,又叫现金保管送来10元钱,作为中午买副食和佐料用,还装有一布袋稻谷给户主,作为拉硝土的补偿。
第二天我们十几人起早吃饱了饭,都很精神,因是空车,大家分班轮流坐车,很是高兴。其中一位我叫三哥的,那年小40岁,生就一副好嘴呱,也见过世面,队里人都称他”社会嘴“,六零年吃食堂时当流窜犯到湖北大洪山那一带,种过瓜,卖过当,玩过把戏,赊过膏药,不管咋着,人家不但没饿着,回来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个漂漂亮亮的中学生三嫂,一个庄的人都羡慕。一路上三哥就讲些当流窜犯时的奇闻异事,大伙走着听着,一路说说笑笑,也不觉得累,大约10点多的时候就到了城里。找到烟匠小爷家,大伙喝着茶,我去街上买了条白河桥烟(每条2.3元),7个男劳力每人一盒,余下的3盒给了小爷,又把剩下的几元钱给了小爷,央他找熟人到食品公司割点肉(当时猪肉计划供应,每斤0.76元),中午吃大肉臊子捞面条,都解解馋。大伙一看这都很高兴,因为那时在农村除了春节,成年都不见个肉星,有位叫小叔的还夸我说:“中,这娃会办事”。接着又对大伙说:“现在这样,几个妮们帮着择菜做饭,咱几个劳力去装车,赶早不赶晚”。大伙一致赞成,一切进行顺利,吃罢午饭,又歇息了一会儿,都喝足开水,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返程了。
上午来的时候是空车,还没感觉什么,回程时装了一满车硝土,拉着就不一样了,明显感觉吃力,走到西大岗时,上到半坡一点也上不去,虽然312国道是前一年才铺的柏油,非常平坦,但那时西大岗东坡还是很陡的。没法子,只好让车后尾拖着公路慢慢退下来。三哥说,咱这次倒远一点,再歇歇劲,开始跑快一点,一气呵成冲上去,大家一致赞成。谁知拉到快到岗顶时,还是不行,大家使出浑身力量,车一点也不动,没办法只得再次退下坡来。大伙也有点泄气了,再上估计还是不行,你瞅瞅我,我望望你,一筹莫展,最后大伙的目光集中在三哥身上。小叔开腔说:“老三啊,你以前成天在外跑,见过世面说哩美,咱几个就你穿哩的确良布衫,像个干部,南边地里有群人在干活,你去说说好话,来帮咱推推车。”大伙也都齐声附和鼓励着:“去吧,去吧,不然咱今黑还回不去家哩”。三哥也没推辞,又把小叔和另俩男的没吸完的烟合成一盒跑去找人了,还拉着我一起去。
三哥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俩来到那群正在割黄豆的人旁,三哥就笑着打招呼:“老少爷们忙啊,你们这大豆长势真不错呀,明年还得邀请你们去给我们介绍高产经验哩·····呵呵”,边打招呼边给男的每人让支烟,然后说:“俺们是桐寨铺公社碾盘桥大队第16生产队的,明天上午全公社要在俺们生产队召开豌豆科学播种现场会,这不,公社革委会批给队里一车硝土,拉到咱这大岗了上不去,有劳大家发扬《龙江颂》共产主义风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去帮助推推车”,干活的人一听,都说,中、中。其中一个妇女给另一个妇女小声说:“看人家这干部清像个干部样,说出来的话一套一套的”,我听得很清楚,心里不由得暗暗发笑,心里说“三哥呀,你可真会喷”。随后,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车推过了西大岗。回来的路上,小叔说:“今个老三功劳大,回家得队长说说给老三加几分”。另一个驾辕的问:“你是用啥法,咋说的一下子喊来恁些人?”三哥笑着指指我:“你叫中群说”。于是,我就把三哥的话叙述一遍,听后大伙都哈哈大笑。小叔说:“不再都说你是个卖当嘴,真编哩美”。
第二天晚上记分的时候,三哥在我耳旁小声说:“给我的分加上没有?” ,我说:“加了,都是一天记两天的工”,三哥说;“不是哩,我问的是那分,帮助喊人推车的分”。我说那得给队长说说,我不当家,说着他就把队长喊过来,估计队长也知道了那天的情况,我又把当时的过程给队长大哥说了一遍,最后队长笑着说:“中啊,给老三加5分,这社会啥号人都得有,以后队里说不定还得指望他办啥事里”,三哥听罢,看着我把分给他记上,嘴哼着京戏《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美滋滋地回家了。
1974年秋季,大队学校开学,因缺少初中一年级英语老师,就把我抽到学校当了集体教师(没有工资,生产队记工分),但仍然兼着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一直干到年底又把我从学校调到大队当广播员为止。两年的记工员经历,使我有机会儿接触到农村底层社会的现实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体味了那一代农民们劳动的乐趣和生活的艰辛,更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幽默和机智,了解了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们的苦与乐,以及对各种农业生产知识的实践锻炼,是一段很丰富的人生历程,特别是那种自身来自农民以及骨子里对农民感情的天然联结,对我后来参加工作从事农村工作起着不小的借鉴作用。
光阴荏苒,岁月沧桑,40多年过去,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地改革和变化,农村的工分时代早已过去,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符号,80后、90后的两代人也不知道“工分”这个名词的含义。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刺激着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如今,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提高和改善,当今的农民们钱多了,饭香了,楼高了,路平了,种田实现机械化了······。但是,到现在我仍然还经常想起那段在农村生活的情景,一幅幅热闹而快活的劳动场面不时浮现眼前,一个个慈祥勤劳的乡亲们的熟悉面孔时常在脑海里显现。我时常想,那时人们虽然劳动强度大,物质生活差,而他们的居住环境是清洁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相处交往是信任的、亲朋之间是友善的。而这三十几年来,随着农村青年的大批外出务工、城镇安家,农村成了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的蜗居之地,城市日益繁华的背后掩饰着农村衰落的迹象,大部分村庄内房前屋后荒草没膝,灌木杂树丛生,不少房屋铁锁把门,坍塌瓦屋的残垣断壁与新建的楼房相互映衬,格外刺眼。村内村外坑塘面积逐渐缩小或消失,塘水干涸,即使有水,也是腥臭难闻,成了村民们的公共垃圾坑。以前的那种塘水清清,鸭浮水面,群童戏水的欢乐场景已不复存在。村庄内冷冷清清,少了鸡鸣犬吠、人声喧闹、炊烟袅袅的热闹场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非常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惠民政策,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但面对农村目前的这种局面,怎样建设?如何破解“三农”难题,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