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思考之三

徐洪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00－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远高于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但印度平均工资增长为11.5%，而中国只有7.5%，低了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更严重的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严重不公，被淹没在“平均工资上涨”之中。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既得利益集团工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人数833万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但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中国工资收入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工资向垄断企业职工倾斜，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平均工资增长”掩盖了大多数人相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三是企业薪酬向管理者倾斜，且薪酬差距越来越大。在中央企业27个主要行业中，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由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与此同时，很多地方最低工资和最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提高幅度，远低于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可见，中国贸易顺差是以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增长换来的。因此，要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状况，就必须改革中国工人收入结构。

    工资上涨有诸多正面效应。根据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国家，其实际汇率将出现同步升值。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工资、物价和人民币实际汇率都保持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逐年下滑，造成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如果工资能够获得足够上涨，将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工资上涨可改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提升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

    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有不同的效果。中国二元经济造成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应长期建立在这种低成本优势上。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缩小二元结构差距。继续维持低工资，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升值预期将鼓励热钱涌入，会扩大外汇占款及被动货币供应，进而增加通胀压力，使富者更富。在国内投资缺少机会情况下，增加了国际资本外逃的可能性。涨工资惠及低收入群体，是结构性政策；升汇率则更多惠及富人，是总量政策。基于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考虑，特别是出于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当前中国更应该采取提高工人工资，而非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措施。这一措施有利于完善中国分配体系，防止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但是，工资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直接决定工资水平。因此，必须推进工资形成机制改革。

    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名义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都能起到推动实际汇率升值的作用。除了这种替代关系以外，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之间还存在互补关系，过分强调其中之一，都有失偏颇。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通胀水平，可以为工资增长提供空间，而且能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工资上升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也会增加非出口企业成本；而升值则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生产成本，从而较好地调节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

    美国敦促人民币升值，而不愿中国提高工资，有其自身原因。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对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是不利的。首先，中国工人工资上升，直接提升了中国内需；其次，中国工人工资提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得廉价劳动力；再次，中国工人工资提高还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移民等社会政策。

    通过增加工资来促使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主要是考虑到以下经济因素。

    第一，财富分配效应。人民币升值对高收入阶层有利，因为他们不但持有大量存款，还有很高的进口商品需求倾向。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的存款对进口商品购买力提高了，从而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相反，对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没有多少存款，本身也不消费进口产品，因而人民币升值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与此不同，工资上涨对象是低收入工薪阶层，通过直接提高这一阶层的财富，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需求转移效应。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将更加便宜，需求替代效应使得高收入阶层将其需求转向这些进口商品，而且，出国需求诸如旅游、子女求学以及其他消费将不断增加，从而将导致国内产品和国内市场需求下降。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大量中国人到欧美旅游、留学，这些人大都来自高收入阶层。同时，原来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价格由于外来竞争而下跌，而为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要素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从而导致这一阶层收入下降；而且，低收入阶层所需生活必需品价格却难以发生相应下降，进一步导致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相反，提高低收入阶层工资水平不仅会提高低收入者对生活必需品需求，而且会刺激原本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需求，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技术改造效应。小幅货币升值不会对那些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因为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太低，因而出口行业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产生较大的技术改造压力；相反，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借口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相反，如果工人工资上涨，主要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从而刺激他们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快技术进步。对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国外竞争的企业而言，币值上升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加关心技术改造问题，但他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而工人工资上涨同样会对这些企业技术改造起到相似的效果。

     第四，社会就业效应。有些人担心工资上涨会引发失业问题，因为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而降低投资，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根据一些上市公司财务统计，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因而即使工资翻番，企业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而且，工资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反而刺激投资，增加就业。相反，币值上升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效应，引发大量失业现象。

总之，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后者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因此，与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如提高老百姓工资，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压力，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工资过快上涨将带来诸多弊端。如前所述，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快速升值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同样，工资过快上涨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工资成本上升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生存困境；二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其中，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如果物价上涨很快，超过工资上升速度，则实际工资水平得不到提升。

    中国工资大幅度上涨并不现实。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出口部门扩张只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未能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统计显示，虽然2000年以来中国工资水平有一定上涨，但上涨幅度总体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0年以来，用工荒问题变得严重，劳资摩擦有所加剧，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明显上升。但是，这些变化并非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或者“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前瞻性表现，而是对过去工资长期低增长的滞后纠正。眼下中国遭遇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决定了工资只能保持适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