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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为何没有与收入同步提升
各阶层的对视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
影响幸福指数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2005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报告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社会问题之首。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全世界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多个国家里,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十个,中国属于其中之一。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能解释为什么收入的提升并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该理论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幸福感,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马克思说过:“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较为简单,整个社会只存在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不同群体间界分鲜明、稳定性高,而同一群体内部则分化度较低,同质性高。
今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人产生内心的不平衡,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变得更多,甚至有人产生仇富心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东亚快乐鸿沟”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
相关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则考察了后发国家的情况。他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
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长期致力于幸福学研究。他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将城市幸福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思考,“参照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学、人文的,我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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