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校后的惊心动魄
　　一项进展10年的国家政策，正改变着农村孩子、家庭和乡村，进而影响中国
　　本刊记者/陈薇
　　1988年，美国华侨杨贵平第一次来到贵州农村，当地一些苗民虽然贫困到和耕牛同住一屋，却自豪地对她说，他们虽然穷，但是有苗歌苗舞，要共同建设家乡。
　　然而当她最近一次去那里，留在村寨里的老年人向她抱怨，因为穷，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穷得完全没有希望。
　　在杨贵平看来，这个失去希望的村寨，正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无数乡村的缩影：学校被撤，年轻人流失，村庄加速死亡。作为一名美国高中教师、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她得以认真审视已进展10年、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项国家政策：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合并需适当，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而，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各地执行标准并不统一。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有的县城，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至此，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初中、小学撤点并校运动。
　　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数量，从2001年的49.13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5.74万所，降幅高达47.6%，小学在校生人数则从12543.47万人减少到9940.70万人，降幅仅为20.7%。
　　2011年年底校车事故频发，或许正昭示着重新讨论这一政策实效的时机与可能。
　　撤点并校的“马太效应”
　　“幼雅”，黑板上写着这个词，一位40多岁的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成熟、不懂事。怎么念呢？是“yòu y”。孩子们小声议论着，老师却毫不察觉。
　　这是余凯2010年10月在山西省石楼县一所乡村小学调研中所见的一幕。余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他说当时如坐针毡，却又不好意思当场纠正。另一位数学老师上课时，他开始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师画圆的办法是，一手支在圆心，另一只手拿着破抹布转了一圈。
　　“你们没有圆规吗？”下课后，他问。老师回答，有圆规，不过锁在教务负责人的柜子里，应对上级检查。
　　“乡村小学里的课，真有点惨不忍听，”与县城小学有模有样的课堂比较之后，余凯摇摇头，颇为感慨。2010年，石楼县的小学数量已从曾经的400多所减至50多所。
　　2010年11月，国家财政部规定，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也就是说，以人均400元计算，即使是一个只有10名学生的小学教学点，每年也应该得到4万元经费。
　　可是，教学点不一定能够自主支配这笔钱。在石楼，教学点或完小的师资、经费、器材等由中心校统一管理。中心校统一结算教学点的水电费单，为教学点送去课本习册、羽毛球拍、红色水笔、甚至是蜡烛，全部以实物形式。
　　根据上级精神，石楼县制订了“大学校促发展，小学校保运转”的指导方针，在此指导下，那些学生数较少、暂时未被撤并的教学点或完小，很难得到青睐，新购置的器材、多媒体设备，包括国家公开招聘用以充实农村教师力量的特岗教师，也是被优先安置在中心学校。
　　因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水平有限，从农村教学点升至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基础普遍薄弱。有老师发现，从村里转到中心小学的一个四年级孩子，写字时还分不清应用左手还是右手。
　　2006年和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卢珂、杜育红两位老师，分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县的32所小学共787名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并分析数据后发现，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村完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局调整的策略；但研究还发现，未经历布局调整学生的数学、语文成绩均显著高于经历布局调整的学生；此外，受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多是家境贫穷和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现在的统一政策都是为90%设置的，”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对于最难办的10%，能不能有特殊的政策？”
　　“不是教学质量低就应该被撤并，地方政府恰恰应该让更好的老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提高当地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源高度集中。”余凯则表示，这样解决问题，出发点就值得商榷。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部分初中学生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一位西部地区的初中老师曾用“三二一”向杨贵平概括当地的初中状况：初一如有300名学生，初二时可能还有200，到初三就只剩100名了。那些流失的学生，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是成绩不好而干脆外出打工。
　　撤点并校，一方面的确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在农村内部，在乡、村两级教育资源上，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
　　问题迭出的寄宿生活
　　校车与寄宿制学校，一般被认为是解决“撤点并校”后学生上学路程过远的两大方式。然而，在多为山区的中西部，寄宿制学校被列为首选。
　　从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采取免交杂费和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简称“两免一补”)的政策。2004年，中央又决定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总共投入100亿元，新建、改扩建一批农村寄宿制中小学。
　　不过，梁晓燕发现，寄宿制学校带来的种种问题远没有得到重视。
　　2007年，她在广西瑶族山区的一所寄宿制村完小支教。上课时，有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梁晓燕心里疑惑，但没动声色。没过多久，又一个孩子站起来。下课后，她问孩子为什么，孩子不说。问班主任，回答是怕学生犯困，允许他们随时站起来。她惊讶得很，因为那只是上午九点。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贫血的典型症状。2008年11月，陕西省66个农村寄宿学校的4157名四年级学生受检后发现，贫血的有938名，贫血率达22.56%。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寄宿生的贫血率高于非寄宿生4个百分点。
　　进行这一检测的是“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合作进行。
　　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史耀疆教授介绍，除了贫血，项目组在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44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样本跟踪后发现，样本区非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5厘米，而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另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寄宿学生与非寄宿学生之间的身高差距，由一年级的1.3厘米增至四年级时的3.5厘米。
　　一份北方山区寄宿小学的冬季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6点半起床、早操、清洁，7点10分晨读，8点15分第一节课，9点早饭，10点起继续上课，直到下午4点10分，晚饭。一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小米汤加馒头，晚饭是加了土豆、南瓜或者大白菜的面条。
　　因为很少吃肉，山西石楼县小蒜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刘丽霞对肉感到恶心，7岁时妈妈做了次炖肉，她尝了一口便立刻吐掉，她的同学中有不少已完全吃素。
　　有的寄宿学校没有食堂，学生们不得不自己背着柴火和干粮，租用校外小灶自己做饭；有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寄宿，因为不会穿脱衣服，便和衣而睡，一星期不换洗；宿舍没有取暖炉，厕所没有灯，尿床后没有人管；学生们喝生水，甚至不洗脸不刷牙�
　　杨贵平认为，孩子离家住校，最严重的是孩子特别是女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她看到许多学校没有住宿管理员，由老师兼任，多是男老师，男女生隔墙而住，门窗破烂。“尽管没有确实的案例，但我相信，对女孩的性骚扰绝对存在，甚至可能相当严重。”
　　2005年11月，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寄宿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导致8名小学生死亡；2006年12月，山西省蒲县蒲城镇南耀村小学6名寄宿小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两年后，陕西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学校又有11名女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没有生活老师、没有课余活动安排，有的学校连寄宿必需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只是为了应对撤点并校后生源增加便匆匆招生，最终造成缺乏营养与安全的寄宿生活。
　　心灵饥渴的孩童
　　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33名大学生，在2011年春季学期来到山西省石楼县支教。
　　一位叫慧慧的六年级女生很快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注意。第一天，慧慧热情地拽住他们的胳膊不放，但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每天，她还是照常到校，但不进教室；下课后，她也不回家，在村里游荡。
　　到底为什么？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析，左想右想，好容易才想出，可能是上课时，一个奖励没有及时发给她，让她受到了“伤害”。
　　在甘肃成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派驻的驻校社工们则发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孩子们反映最多的，居然是情感、恋爱问题。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在信中表达她对“小三”的仇视。他们与老师讨论，老师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亲情饥渴症。孩子们从小与父母分离，格外需要寻觅另一段让人感到安全的亲密关系。
　　然而，无论是亲近还是愤怒，这些缺乏管束的孩子，始终缺乏分寸感，常常是一点小事情，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比如，甲拿了乙的铅笔，乙就拿椅子砸甲的头。对于前来驻校的大学生们，孩子都贴身陪伴，无视老师们对私人空间的要求。
　　敏感、冲动、恐惧、孤独、对人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这些问题学生中，一半以上有学习焦虑恐惧考试，学习不安心，过分关心考分；12.1%的学生带有身体症状，如在极度焦虑时，会呕吐、失眠、小便失禁、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出虚汗、头晕等。
　　与非寄宿学生相比，寄宿学生的学习焦虑更强烈。同时，也更加自卑及怀疑自己，更焦虑和易于失眠，更易于冲动，等等。
　　“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
　　负重的家长，空白的农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财政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还是县乡村三级教学，县乡两级管理，重心在乡镇。因为乡镇财政薄弱，当时还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袁桂林教授，调研时遇上最多的问题是校舍安全和拖欠教师工资。
　　2001年，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管理重心由乡镇提升到县一级，其实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力更加薄弱的必然结果。
　　以县为主后，校舍安全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却又出现。“这么多教学点管不过来，这就要求撤并。最后，确实是缩短了战线，减小了开支。”袁桂林说。
　　2008年8月，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进行了一项比较调研。以30年投入资金为单位，按2007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为依照，如不撤并，全县186所小学共需投入26亿3千余万元；撤并后，生源聚集，效益提高，教职工相应减少，投入也随之降低为21亿3千余万元。也就是说，今后30年可以节约资金约5亿元，平均每年节约1000余万。
　　杨贵平并不赞成这样的算法。她认为，很多隐性成本只是转嫁到家长身上。
　　根据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河北省青龙县的调查，在村小上学，在家吃住，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撤并后，食宿费、交通费、零用钱，每年高达2000元。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本来，学校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往往是备受尊重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教育孩子，还是成人咨询、受教的对象，过年写对子、帮忙看说明书、修电视，甚至解决争端，都需要他们。但随着村里学校消失，孩子和家长外出，以及农民工的迁移，村落成了老人和困难人群的聚集地，文化活动也由于人口锐减而基本停顿。
　　“可以说，农村文化教育机构、文化人的存在，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如果村里没有学校，人们会在心里对文化教育产生疏离感。这是可悲的。”袁桂林说。
　　在杨贵平看来，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国家统一课程基本不涉及地方文化、特色生活等，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就要脱离家庭和乡村，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子，保留民族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杨贵平不禁为中国的乡村前景感到担忧，“乡村凋敝、孩子变成城市农民工，或者没有职业、住在大片的城市贫民窟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模式。那么中国，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

　　“听说了吗？蕉城区虎贝乡黄家村黄家学校一老师强奸了一名女生！”经媒体报道后，这则传闻已久的消息至今仍令人扼腕叹息。

　　黄家村位于蕉城古田屏南三地交界，是个有着2500多人的偏远山区村。受害女生小雨是黄家学校的六年级学生。犯罪嫌疑人刘某明则是学校初中部的品德课老师，今年5月，因六年级品德课老师请假由他来代课。

　　小雨的同学小金回忆说，6月14日下午3时30分许，是下午第二节体育课，小雨正和几名同学在打球，这时刘某明在不远处教学楼喊小雨要“谈事”，开始小金并未在意，约过10分钟，小金在教学楼及刘某明办公室都未找到小雨。“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小金提到，因为小雨此前有次到刘某明宿舍“谈事”回来后，曾痛苦地对小金说，自己下半身疼，内裤很湿，还有血，由于怕家人知道，就偷偷换洗了。

　　当天下午，小金将小雨的情况向班主任黄老师反映。黄老师随后来到刘某明宿舍，刘某明发现后怒斥了黄老师。而后，黄老师向校长报告了此事。

　　小金说，从5月29日至6月14日，小雨共被刘某明单独约去“谈事”6次，小雨以要打扫班级卫生为由推脱了两次。

　　“小女孩真可怜！一个老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在黄家村，乡亲们这样议论道。据了解，小雨今年13岁，小雨2岁时，母亲就离家外出打工，于前年与她的父亲离婚。父亲成天忙着养家糊口，小雨从小就跟着年逾8旬的爷爷奶奶生活。

　　此案发生后，警方立即进行了立案侦办，犯罪嫌疑人刘某明因涉嫌强奸、猥亵儿童罪被依法刑拘。蕉城区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责令教育部门和虎贝乡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案件侦办工作，切实做好学校安定稳定工作和受害学生、家长的安抚慰问工作，确保学校教学秩序正常，并要求从中吸取教训，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近年来，农村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的事件屡有所闻。宁德市司法局普法科原工作人员刘榕芳认为，最主要原因是缺乏亲人的看护与监管。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闽东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据统计，全市幼儿园至初中在校生人数为40多万，其中留守儿童有6万多人，而且留守女童居多。因为农村重男轻女倾向严重，外出打工的父母如果要带孩子出门，一般多带男孩。有关专家在蕉城区农村一所小学调查了60名留守女童，其中由祖父母监护的占75.1%，由亲友监护的占20.6%，无人监护的占4.3%，许多留守女童由于家庭教育的断裂或缺位，出现了性格内向、孤僻、自卑、早恋等问题。

　　刘榕芳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女童受害案件较多，她深有感触地说，我国目前缺乏严格和完整的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问题进行约束，导致多数农村父母迫于生计，忽视甚至漠视对未成年人负有的监护职责。而女童涉世未深，心理发育不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思想单纯幼稚，难以辨别他人行为的真实意图，也难以弄清自身行为的是与非；加上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很多女孩发育期提前，而青春期性安全教育却严重滞后甚至缺失，因而导致留守女童容易成为性侵害的对象。

　　一位派出所民警说，由于女童年龄小，不懂得保全证据，再加上其本身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低，因此，报案后，要寻求证据支持非常困难。同时，一些受害者家长顾忌名誉，认为性侵害是一种非常“丢脸”的事，虽然他们对犯罪分子恨之入骨，但往往更希望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越少人知道越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配合取证，因此造成一些施暴者没有及时受到法律严惩，使犯罪分子更加有恃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