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699万高校毕业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增加19万人，与此同时，招聘岗位不增反减，用人单位供给量下降约15%。

　　事实上，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呈现的是一片“冰火两重天”景象。一边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求职状况降到“冰点”，另一边则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居高不下的就业“沸点”。记者从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了解到，不少职校毕业生尚未毕业就已被提前“预订”，大赛获奖选手更将被大型央企高薪“收”走，这些未来的“高级蓝领”依旧备受企业热捧，华丽地“逆袭”最难就业季。

　　最难就业季，职校生供不应求

　　“基本没什么影响，尤其我们学校工科专业的学生早就被‘瓜分’完了。”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天津轻工职院”)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人田洪军谈起今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一脸轻松。他介绍，虽然学校每年对学生初次就业率的要求高达95%，但这个数字每年都会有所突破，即便是在今年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季”。

　　同样对学生就业情况没感到太大压力的，还有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戴勇。“虽然跟去年相比有一点落差，但总的来看影响不大。”他说，去年是3家企业“抢”1个学生，今年2.5家企业争抢一个。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发布的《2012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也显示，2007年～2011年，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相对的，一份来自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仅为38%，较上届同期降低8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结构性失业问题。”在天津轻工职院院长戴裕崴看来，大学的专业设置，应该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密切配合，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一所高等院校的办学历史悠久，专业也很有特色，可是专业结构和设置无法与国家的产业发展情况相适应，其就业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而在这个层面，职业院校似乎有一些“天然优势”：能够随着市场和产业的改变，设置相关专业，保持动态调整。从2001年建校之初的8个专业，到如今的29个专业，天津轻工职院的专业调整并非“8+21”，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有淘汰、有增设、有分离。这种情况在职业院校里并不鲜见。

　　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不同于普通教育改革发展的道路，那就是和经济社会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何为紧密结合，即“五个对接”：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和终生学习对接。

　　与此同时，市场和企业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被认为是职校学生供不应求的重要因素。戴勇分析说，现在我国进行产业转型调整，一些新兴产业涌现，由此而来对能够胜任这类工作的一线技术、生产、管理等较高素质的人才，需求量也在增加，而这批人才大都从职业院校产生。

　　高就业率背后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赛场对面，智能电梯体验区内的3台蓝色大型设备颇为惹眼。“这是我们实训基地的教学区，主要是电梯的部件。”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维保部部长陆棕桦指着设备向记者介绍道，在体验区外的大厅还有3台装好的成品电梯和一部扶梯，整个设备价值500余万元，都是上海三菱电梯公司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免费为其提供的实训教具。

　　作为规模最大的电梯销售企业，上海三菱电梯与全国8所高职院校展开了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三菱电梯的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和一线维保工。三菱不仅免费为学校提供实训教具，还会派专业技师来校授课，学生大三以后就可以到公司实习。

　　之所以愿意花大力气和金钱投入，陆棕桦解释说，一方面公司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较大，“每年最起码装5万多台电梯，需要1500人做售后维修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之前走过“弯路”。

　　此前，三菱多次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招收农民工，培训成一线维保工，虽然成本低一些，但相较于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工人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够扎实，相对也会自由散漫一些，农忙时可能就会回家务农，难以职业化。“而职业院校的学生经过培训后，在职业发展的路上走得更快一些。”陆棕桦说。

　　和上海三菱电梯一样，谋求与职校开展校企合作，成为不少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谋求一线技能人才的“法宝”。对学校而言，这种同企业联合共建、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使人才培养与企业所需严密对接，既提高学生的技能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也提升了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

　　在天津轻工职院，有一片“校中厂”——“大连机床区域技术服务中心”。该中心集数控机床整机展示、装配、调试、维修、营销、人才培养、培训、技术攻关、课程开发、教材开发、售后服务于一体，承担企业新产品展示及学生的实训教学，并将逐步承担企业在天津地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同时还承担相关专业教学改革。而这还只是天津轻工职院与大连机床集团共同创建“双主体”育人模式的其中一环。

　　“‘双主体’可以理解为办学过程中，学校和企业都处于主体地位。”戴裕崴说。而这种“双主体”的育人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天津轻工职院以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及其专业群为依托，组建大连机床工程系，培养既熟悉数控机床装配、调试、维修业务，又具有数控机床售后服务和营销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有了共建的实训基地，有了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教学和专业建设，能让我们的课程设置更加紧跟行业前沿，学生掌握的技能、知识也比较新和全面。”戴裕崴说。

　　制度、环境让职校生就业前景越来越光明

　　起薪水平、对口率、就业后的稳定性以及未来发展情况，被视为衡量就业质量的四大标准。长期以来，即使保持着高水平的初次就业率，但就业质量差也是职业院校社会认同度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目前，不少面向职校学生的技能人才岗位，提供的待遇令许多本科生、研究生欣羡不已。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所、天津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中交一航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注册模具CAD与主要零件加工的赛场外，两面“红墙”上，标注着这些国内大型知名企业为此次技能大赛的获奖选手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和月薪。记者注意到，这些动辄月薪6000元的岗位，主要面向设计和数控机床等工科专业的中高职毕业生。

　　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闭幕当天，根据教育部的统一安排，将同时举办本届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招聘会。“如果能获奖，他们要想在这里找个月薪6000元左右的工作应该不难”。带队来参赛的指导老师沈洁不无骄傲地说，她上几届所带的团队成员获奖后，都在招聘会上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职校生就业的落户和身份认定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天津市今年最新出台的高职院校外省市生源毕业生在津落户工作的实施办法，规定凡在天津市高职院校有集体户口或入学时户籍未由原籍迁入学校集体户口、毕业两年内与当地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聘用)合同的毕业生，准予在津落户。户籍破冰，无疑为职校生带来一抹曙光。

　　在葛道凯看来，“曙光”背后的推手正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升级后的产业没有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来支撑，最后就形不成经济规模和效益；城市和谐发展所需的新市民，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这就要靠发展职业教育”。

　　不过，如何让职校学生的成长后劲更足，让他们的上升渠道更加畅通，并提升其后续发展能力，也成为摆在职业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

　　“职校学生的动手能力强，但理论知识可能相对弱一些。在职校里，接受的大部分教育是应用型教育，他们非常渴求一条符合他们特点的升学渠道。”当了几年职校教师的沈洁在跟学生打交道时，越来越感受到学生的升学困难。

　　对选择就业创业的职校学生来说，在转岗和追求个人持续发展时，与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他们的后续发展能力又略显不足。对此，戴裕崴坦言，过去在学生的培养方面，职业教育注重学生的技能，但对学生的后续发展能力考虑不足，“现在就要竭力补上这一课，比如说，现在我们将创新创业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这不仅能鼓励学生将来自主创业，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学生转变思维方式，为他们进一步提升打下基础。因为不论是去企业工作，还是自主创业，如果只懂得眼前的一些技能，今后的上升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共识逐步清晰：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力同行。

　　高校人才培养盲目，与市场脱节，家长和社会的认知却让这一现象积重难返。“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大学就高人一等，应该坐办公室当金领白领，再难就业的专业每年也不缺生源。”

　　与此热门景象形成对比的是，近几年国家大力投入的职业技术教育却不温不火，生源跟不上扩招的步伐。除少数办学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学院被家长青睐，大部分学校都在经历着生源荒，给老师下达招生任务，给招生贩子回扣，是一些学校通用的做法。“人们传统的意识里，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进入普高乃至大学，才是光耀门庭的正途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中的生源是以升学为导向的精英教育体制里被层层筛选淘汰下来的那一批，一些职业学校自嘲自己成了‘收破烂’的。”

　　其中也有高职院校自身的原因。高职院校在高校扩招中承担了大部分生源，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当多的高职院校是由几所中职学校合并而来，在中职升高职的风潮中，由于片面强调规模，一些地方在升格标准上把关不严、放低门槛的结果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学校时来运转，摇身一变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会。“在这股风潮中壮大的相当一大批高职院校，师资很差，教师要么不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么是低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只能适应中等技能教学，教学层次难以提升；它的课程体系还是沿用过去传统的体系，和企业、社会联系不紧……职业院校本身的职业化、技能型不强，办学模式存在问题。”教育学者周洪宇说。由于其办学质量上难以实现升格。因此扩招之后，大学生个人能力、素质不高，仅有一个大学生身份，很快就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

　　普通高校毕业生亦存在相关问题，眼高手低现象十分突出。

　　一边是大学生与农民工同聚人才市场寻找工作机会，感叹工作难找；一边是用工企业众多岗位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出现用工荒。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出现了多年。“企业招人比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要难。”山东某集团公司董事长感叹。该公司每年都要提供数百个专业性、基础性的岗位，鲜有大学生愿意下基层。这种状况在国内众多制造型企业尤为普遍。

　　如何消弭风险

　　就在大学毕业生纷纷奔赴工作岗位时，有关大学毕业生收入不如农民工、读大学值不值的探讨又成为网络热点。

　　专家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它既是过去农民工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的一个合理修正，也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太合理，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便是，大学生劳动力供给过剩，农民工供给短缺。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服务业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现实情况是，前者的生存环境不佳，而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调结构、破除垄断、消弭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剧，是解决就业和民生的根本途径。

　　据此论证上大学不值，其实不该。大学生就业的困难是暂时的，我国大学生人数占社会人口总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现有的大学生将会在近几年内被社会所消化。“读书寻找好的工作机会的中国梦正受到冲击，但不读书更没有梦。只不过从前少数人上大学获得发展，现在上的人多了，大家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竞争。”赖德胜说。

　　也有学者对此并不乐观，周洪宇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就业会十分艰难，这对职业教育或许蕴藏着一定机遇，用人单位可能更趋于务实，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更青睐。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成效显露之时，就是人们对学历崇拜瓦解之时。

　　高校不应该坐等这一消化过程的来临，公立大学应尽快转变办学模式，所设专业、学科、课程陈旧，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现状亟待改观，大学要办出特色，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国家应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办学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予学校自主办学权，就是在消弭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风险。

　　扩大自主办学权的呼声和实践进行了多年，深浅仍让制度设计者拿捏不定。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中国人对高考的关注度太高了。在一个对“关系”深信不疑的社会里，无论是对自主招生的批评，还是对高校完全自主的担忧，改革始终没有获得相对宽松从容的环境。